两年多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了。尽管常去济南或青岛开会，但每次都是来去匆匆。总算这个暑假能抽出几天时间，于是决定带着老婆回去看看，也让这位城市长大的傻妞长长见识（以前老婆跟我回去都是冬天）。
我从小生长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，离江苏、安徽、河南都不远。鲁西南一片大平原，历来以农业为主，我们县城"金乡"据说曾经是"金谷之乡"，因为以前盛产优良的贡品小米而得名。
我刚记事的时候，村里还吃大锅饭。我家里只有父母两人挣工分，养着两个老人和五个孩子。孩子都没长大，最小的弟弟还在吃奶，所以母亲常被扣工分。生产队分东西（比如瓜果之类的），如果是按工分计算，我家经常也分得很少，或者根本分不到。村里邻居说我们是寄生虫，靠喝别人的血长大的（长大以后父亲告诉我的）。虽然我记忆里不再挨饿，但小时候基本是以玉米、地瓜为主食。
不过有一次吃肉非常解馋：生产队的牲口被一把火全烧死了，全村人吃烧烤，在那个年代很时尚吧！即便到现在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吃过"烤全牛"、"烤全驴"之类的。
家庭联产承包以后，我家分到了离村子最远、也是最差的土地，所以多给了一些。父母两人种二十多亩地，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，农忙时候还要请亲戚帮忙，甚至几天几夜不在家里睡觉，困了就在打谷场打个盹。承包后的第一年，我家成为县里的"万斤户"，我跟着父亲到县里开表彰会。父亲领回了一张奖状，上面他的名字还被写错了一个字，但是父亲一直把那张奖状贴在堂屋最显眼的位置。
如果说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，让村里人吃饱了肚子；那么，自由选择种植的农作物，特别是"经济作物"让农民开始有了一点钱。这是打破计划经济，走向自由经济的开始。
村里以前有一大片苹果园，在大锅饭时，我家几乎分不到过几个苹果。小时候经常跟几个小伙伴钻过布满荆棘的围栏去果园里偷苹果。承包以后，我们家分得了几十棵苹果树。父亲以前是生产队的技术员，不仅把我们家的果树管理的很好，而且扩大了种植面积。我以后中学时候的暑假，几乎都是在果园里度过的。八十年代后期，有些"南蛮子"（大概是温州人）把卡车开到我们村里大批量收购苹果。这些果树几乎成了我们姐弟上学的"摇钱树"。八七年，三姐考上了大学，是我们村文革以后第一个大学生。同年，我开始上高中。也在那一年，父亲几乎用尽了所有的积蓄盖了砖瓦结构的新房子，终于从他年轻时辛辛苦苦盖的土房子里搬了出来。
也在那一年，村里亮起了电灯。1988年通货膨胀那年，不少人家里买了黑白电视。1990年前后开始村村通公路，农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。到1990年我考上大学，父母虽然比村里邻居更加辛苦，可是心情却很好，也很受乡里乡亲的羡慕。父亲经常感谢邓小平的好政策，说如果大锅饭我们家还要被村里人瞧不起，谁敢想到今天能供你们上大学。
而在我看来，那几年的成就，只是把自由还给农民的结果。有了自由，有了自主性、有了积极性，才有了钱，才有了尊严。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，在祖祖辈辈所生活的土地上，农民不能决定自己种什么、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一切都听由上级"领导"指挥、分配。听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我们打的粮食不是不够吃，而是绝大部分被运往外地，我们当地却饿死了很多人，不少逃到东北。在当时的"上级领导"们看来，我的父辈们只是制造粮食的一群会说话的机器而已，为了国家的大局，死不足惜。
然而，在我大学读书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，村里却没有多大变化。由于不赚钱，大部分农民都不种粮食了。然而，种植果树、棉花、蔬菜要交"特产税"，后来越来越重。农药、化肥、农机都大幅度涨价，可是农产品价格却基本维持不变。记得88年前后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苹果就已经能卖到五、六毛钱，可是十年后价钱基本差不多。
从80年代末县里的农民开始大规模种植大蒜，很多农民开始有了一点钱。有眼光的农民开始几家筹钱共建冷库，大量收购大蒜，转手倒卖给外商，赚了不少钱。然而，89年的"政治风波"，由于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，大蒜没有了销路，一分钱不值，最后全部倒在乡间的沟里、河里，一些好不容易富起来的生意人，几个月间倾家荡产。当时我在读高中，偶尔联想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，也会把牛奶倒入河里。
县里、乡里各种提留、各种名目的收费特别多，村里人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。收成差的年份，种地不仅不赚钱，而且还会倒赔不少钱。尽管我们当地人历来不愿外出，但是仍有不少人不愿种地而到外地打工。当然也有躲避计划生育的"超生游击队"，冒着被"拆房"风险背井离乡，留下老人坐班房，只为了没有出世的孙子或又一个不招人待见的孙女，这是什么罪名？
在我家里，到我考上大学以后，父母和我家的果树都已经年老多病了。父亲不定期地给我寄钱，每次总是有整有零的，我知道他几乎每次都把家里所有的钱全寄给我了。好在后来我的奖学金、贷款以及勤工俭学费用基本够维持生活了，大三时给家里写信说，以后不用再给我寄钱了。父亲把信读给母亲听，母亲哭了，也许他们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。在我研究生期间已经可以支付弟弟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了，还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。那是村里第二部电话，第一部当然是村支书家里的。
苹果园的效益越来越差，父亲转给了邻居。剩下的几亩地也够两个人一年忙到头的，然而总是剩不下什么钱，除了看病吃药，剩下的连第二年的种子、肥料钱也不够。有一次我对父亲说，你们干脆别种地了，我又不是不能养活你们。父亲说，我们是庄稼人，"庄稼不收年年种"。你看，你姑奶奶（父亲的姑姑）和姑老爷都快八十了还在种地，我们哪能整天闲着。
直到两年前，弟弟有了个孩子，父母高高兴兴地住到县城里照看孙子，于是总算舍得不再种地了。最近这两年免了农业税，父亲看着别人种地又赚了不少钱，心里又开始发痒，总惦记着再把转给别人的地要回来自己种，好不容易才被劝住。
除了89年和90年以外，种植大蒜的效益已经远远超过粮食和果树，于是县政府也开始大范围推广，目前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国"大蒜之都"。近十几年来，县城里的几个工厂几乎都倒闭了，只有最古老、最原始的农业维持着当地的经济。虽然不比山东沿海一带，但是和鲁西南周边的几个县城相比，农民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
这两年老家又有什么变化呢？
这次回老家只住了短短的三天，还都住在县城的弟弟家里。父母也都习惯了县城的生活，只是偶尔回村里看看老房子。第二天，老婆跟我坐在姐夫的拖拉机车斗里回到老家，路上顺便看了几个亲戚。回到老家后在村头和一些邻居聊天，和本家的几个堂哥一起吃了顿饭。其余时间都是在县城里度过的，午饭和晚饭几乎都是在餐馆了和亲戚、朋友或老师一起，几乎没有在家吃过一顿正常的饭。
这两年农村的变化的确不小，不仅仅是表面的变化，比如县城里很宽的马路。县城里到处都是车，汽车、拖拉机、电动车、摩托车、自行车与行人混在一起，大部分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好像只是个装饰，刺耳的喇叭声响个不停。城乡之间开始有了公共汽车，当然都是私营的。乡间公路上也常有一些小排量的汽车，应该有不少农民也买了车。记得以前偷工减料建起来的乡间公路到处都坑坑洼洼，这两年里也翻修一新，老婆坐在拖拉机上不觉得颠簸，还很开心。
县城里开了两个很大的超市，看上去跟大城市的购物环境没有太大差别。县城周边都在盖楼，随处可见住宅小区楼盘的广告。人们也跟大城市里一样经常讨论房价的上涨，弟弟三年前九万多买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多万。从县城房地产的繁荣，仿佛可以看到全国农村城市化的脚步。
这几年的发展，主要得益于以大蒜为支柱的农业经济。由于免了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提留、杂费，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一个同学说，他父母两位60岁上下的老人，靠几亩地这几年下来已经有了八万元的存款。以前和我家一样穷的二姑家的几个表兄弟，现在的日子也都过得很不错。小时候曾经流浪街头的小表弟，现在也在做几十万的大蒜生意，在县城里住很大的房子，比我在北京住的好多了。一个在农村的表姐家买了电脑，在网上做大蒜期货，据说先赚后赔，现在不敢再做了。
在村里说起温总理免掉农业税的政策，父亲和几个堂哥都是赞不绝口，免掉缴了几千年的皇粮，这是何等的圣明。我说你们知不知道，有几个现代化的国家还有专门的农业税？近门的二哥对我的态度非常不认同，他说以前国家没有钱，那是没有办法。不过，前几年真是快把我们逼急了，要是那年头国民党打进来，我一定会扛起枪跟他们一起干了。现在不同了，农民为国家做的很大贡献和牺牲，国家是看得到的，现在已经开始补偿我们了。这不，不仅不用交皇粮，种粮食给补贴，种棉花还发种子。孩子上学不要钱了，也开始试行合作医疗了，供孩子上大学也不算很困难了。
这是我感受到的最大的变化，民心的变化。
然而，有一个观念却是千年不变的，那就是官本位。
即便孩子考不上大学，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后代继续做农民，在城里谋个什么差事都比干农活强。特别是，就算挤破脑袋也希望在衙门里谋个官差，很多人哪怕开始不领工资、甚至倒贴钱都愿意，吃皇粮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。
每次回老家，本家的兄弟都会劝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做官，或者同学朋友中有哪些做官的，一定要多来往。在我们小县城里，的确听说了不少"干部"是我中学同学。有一个做到副县长，已经升到市里去做官了。除了上学时就熟悉的同学以外，我跟他们也没什么联系。
我对各位哥哥们说，你兄弟我这脾气根本不想当官，也做不了官；对那些当官不干好事的，我不骂他们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别指望我去巴结他们。
我觉得农村的基层民主选举已经彻底失败了。过去村长由党支书兼任，这一制度持续了十多年。当然只有党员才可以选举党支书，所以一般的村民没有什么选举权。村里很多党员不识字（是不是曾经入党不用写入党申请书？），选举支书时由乡政府来人代笔，乡政府来的人和支书候选人（一般是前任支书）很熟。由政府代笔的选票却不给选举人看，不识字的党员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票究竟投给了谁。
由于取消了农业税，村民不必再交提留了，于是村长或党支书的油水也不大了。这两年搞了一次村长的选举，由于在一个大的行政村中，我们本家姓段的人数最多，所以我家大哥便当选为村长。我家大哥觉得村长吃力不讨好，也没有油水，还耽误不少农活，不干，只好仍由原来的支书继续兼任。
不需要追缴村民的提留款，现任支书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，仍然有不少油水可捞。支书很高兴谁家要生第二胎，都是邻居嘛，他甚至会帮邻居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。然后就是交罚款、托人上户口，邻居把钱交给支书，由他到"上面"去"打点"关系，当然是要雁过拔毛的。
我一直不理解中国的民主进程为什么要从基层农村开始。农村里宗族势力仍然不可忽视，"民主"很容易发展成"大多数人的暴政"，而且还有不少村民不识字，当然连选票也不会填。记得教育部的一位官员曾说过，什么时候全国人民的素质都像清华北大的教师一样，就可以实行民主选举了（我并不这样认为）。如果要试行民主选举，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？也许村民最好糊弄吧？唉，想不清楚。
取消了农业税，县里的几个"国有制"工厂又纷纷倒闭，乡镇企业也发展不起来，县里的财政成了难题。乡政府一级裁了很多吃皇粮的"公仆"（包括前些年合同聘用的抓计划生育的打手）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仍然好几年没有长了。落实胡总书记的"科学发展观"，在我们当地仍然是上项目、办企业，以便政府能够有些税收。听说县里发现了三个煤矿，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，弟弟说教师涨工资有希望了（我觉得也难说）。有一个煤矿前几年已经动工，听说下井挖煤的都是劳改犯，想必这煤的成本和山西黑砖窑的砖能有一比。煤矿上面的农田和村子已经出现了塌陷，村民得到一笔可观的补偿费，搬迁了。
究竟什么是"科学发展观"呢？我实在搞不明白。
据说县公安局也雇了个删帖子的，专门"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"。此人因打字较快，被认为精通电脑，在网上四处打探哪里有和本地相关的"负面"信息。一旦发现，便通知受"负面"影响的当事人，拿到好处费以后通过各种渠道把帖子删了。想想前段时间北京市公安局要我删掉北大女生检举州长强奸的帖子，我一直怀疑也是这种私人行为。各有各的生财之道啊！
"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"的网络警察不算罕见了。"人民公仆"变成了有钱人豢养的一条狗，只要给块骨头，让他咬谁他就咬谁，说好听点也只是个家奴。
和一个在公安系统工作的老同学一起吃饭时提起了孙志刚事件。老同学说孙志刚事件也有两面性，虽然不讲人权，但严刑拷打往往让犯人招供最好的办法；现在我们警察不能打人，很多罪犯已经抓住，但是由于证据不足又不得不放人，导致很多案子破不了。我说，这只能怪你们警察无能，除了打人、刑讯逼供，你们没学会其他办法吗？
老同学说我这几年思想变了，说我也算是吃政府这碗饭的，怎能能跟政府过不去。老婆在旁边插了一句，我们都是纳税人，应该说你们政府吃的是我们的饭。我说老同学，不只是我变了；这些年你在政府工作，你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，或者被彻底洗脑了。
究竟是皇上恩赐了黎民百姓，还是苍生养活了皇帝，到今天仍然是个问题。
很想回到原来的中学看一看，但是没有时间。我父亲也在那所中学读过书，文革期间曾经改名为"王杰中学"，因为六十年代牺牲的一个董存瑞式的英雄王杰[1] [2]是我们中学毕业的。我小时候是从小学语文老师那里了解到王杰的英雄事迹：老师让用"为了"造句，给出的例句大概是"王杰同志'为了'掩护十二个阶级兄弟，奋勇扑上了炸药包"。周恩来和朱德都曾为同志为王杰题词，目前我们中学大门口赫然耸立着王杰的塑像。庆幸我们当时已经不需要学习王杰了，不知道我的学弟学妹们是否还了解王杰的英雄事迹。
临行前和当年的中学老师一起吃了顿饭，知道不少已经离开，有些已经是校长、副校长，甚至教育局副局长了。听说我坐拖拉机回老家，怪我没有打声招呼，安排辆轿车还是很容易的，当然都是公车。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挤破头都想做官的原因吧。
不过，下次回家我还是愿意坐拖拉机，至少老婆不会晕车。回来后老婆把照片和视频剪辑一下做了段小电影《傻妞下乡记》，总是遗憾没有在拖拉机上照一张照片。
[1]王杰----胸中装着人民群众 （介绍王杰生平和事迹） http://www.njdj.gov.cn/Adx/mainarticle.jsp?article_id=31083http://www.njdj.gov.cn/Adx/mainarticle.jsp?article_id=31083
[2] 革命青春的赞歌（中国军网上纪念建军八十周年活动专题：追寻英雄王杰） http://www.pladaily.com.cn/site1/2007ztpdb/2007-05/30/content_831383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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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下爱，请带走一切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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