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英纳
我们时代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
2008年，在两个奥运狂揽金牌的背景下，中国每周都在发生的恶性事件，促使我们思考国民的生存状态。
这个生存状态，在我的思考中，竟然与“东亚病夫”联系起来！
我想，曾经被目为“东亚病夫”，其实不仅仅指中国人身与鸦片相彷徨，更重要的是指当时中国人从身体健康到社会生态、国民精神的全面病态。今日的中国，虽然与洋务运动、同光中兴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，可能成就更大；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中国人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，或许比当时更为严重——其逻辑起点是，当时中国还是一头睡狮，觉醒者寥寥无几。而当今中国，醒来已百年，却被利益集团或者说阴谋集团强势压制，迫使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保持着昏昏然、戚戚然的状态。
悲哀的是，个人生存与健康问题、发生这个问题反映出的社会生态问题、其背后隐身或浮现的中国精神世界的问题，如今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显示出几近不可救药的中国化生存之危险处境、中华文明之危险处境。今年发生的每一事件，都可以作如是分析。如映—北大地震，伤亡是公民生存问题，无人负责是社会生态问题，不能、不想、不允许解决生存与责任问题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扭曲畸变的大问题；上海袭警案，杨的睾丸是生存问题，杨讨不到说法就给出一个说法是社会生态问题，不想解决、不许解决、最终不能反思以根本问题，那是中国精神和文明出现的大问题；奶粉问题的一再出现，大头婴儿和结石宝宝是生存问题，为了稳定或为了奥运而隐瞒真相、拖延不办，或者一以贯之地就事论事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社会生态问题，而超然于其上的，是拒绝法制、抵抗正义、消极躲避、扩张敌意的文明生态问题……想起那句名言：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慈禧自然是享受特供的，此外便宁与外邦不与家奴（毒奶粉拖延至奥运后公开查处，而参加奥运的运动员用奶，当局一再声明是安全的）。
横亘在这些问题中的，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对立的极端性表现：极少数的权贵集团与全社会的对立。
我们时代的健康问题
中国人不愁吃了，这成了统治集团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。
因此，统治者以为自己可以更霸道更随意了；被统治者中，势利主义占了绝对上风：少数人不断争取进入统治集团，一部分人主动“买办化”成为帮凶，一部分人被动地成为附庸，这些人的后代如今都是拿了绿卡的了；绝大多数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事关自己也怯于表达、表达了也只能是耗费了漫长的生命换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安慰而已。国人的生存问题由是而显性化了。
毫无疑问，新的“东亚病夫”的危险正在逼近中华民族。
如果问一问，在每年都吃掉成千上万吨营养品的中国，什么人群最健康？回答会令人难堪：城市里跳着舞的老太太们！
官员皆病夫。虽然官员们海吃胡喝洗澡按摩，享受在前，养尊处优，但是他们亚健康得很。
知识者，从科学家到小白领，亚健康。
运动员往往满身伤痛，今日站在领奖台上，明日退役后以奖（金）疗伤。难言健康。
明星们最保养，也最热衷运动。但是这些吃青春饭的哥儿姐儿们，与毒品和艾滋的距离，比别人近。
学生不健康。体育课在广大地区的中小学校几近于无。在城市乡村的校园里，胖墩豆芽相映成“趣”。
在雄纠纠的竞技场外，中国青少年平均身高低于日本的报道，不绝于耳。
至于在某些苦难的非洲国家都不会饿死人的格局下，中国人有饭吃实在不堪骄傲。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，却触目惊心，冦列全球——即使算上战争不断的国家和地区。
我们时代的社会病
为数甚多的人的绝对贫困和更多数人难以表述的相对贫困，与权贵集团少数人的暴富之对比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熊熊燃烧的祥云火炬喧嚣之后终归熄灭。环境灾难却如不祥之云，长久地覆盖着中国的山川。
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渗透到特供以外所有人的生活。营养补品成毒品，促退着中国人的健康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公民们生活在不健康的方式下。
全民麻将，全民下馆子，全民深入歌厅桑拿洗头房等夜店。这些地方，烟雾缭绕空气污浊精神颓废。
最广大的农民生活在不圆满中。农民都赶着进城打工，他们身心不安：父母、夫妻、子女分离的人伦伤害，健康受到工厂恶劣工作生活环境及严格管制下的侵害。
社会不公催生以仇富为代表的敌意社会结构。
我们时代的精神病
全社会失去理想，金钱成为唯一共同的梦想，成为全民唯一共有的价值观。
随处可见的非理性的竞争导致敌意满布。“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、恐惧、孤独感、软弱感、荒谬感、异化感、不安全感，使人随时随地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。”（卡伦•霍妮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中译者序）。
现代经济文明混合了传统意识、马列文明，形成了流布中国的最野蛮的丛林法则，随之形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障碍。浮躁、焦虑、敌意——全民心态失衡之下，“幸福指数”调查成为笑谈。酒的麻醉麻将的麻醉毒品的麻醉，都来自并加深着心灵的麻醉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利便是原则，有奶便是娘，哪怕酒是假酒，哪怕奶是精神上的毒奶。
最为可怕的是，在高度经济文明的外衣下，出现了空前的全民人格奴隶化。全民精神上的奴隶人格投射在社会的每个角落。在公司、在政府、在江湖般的社会，甚至在家庭，人身依附比比皆是。庙堂上，每一件公务，都要化为个人筹码；在江湖中，每一个富豪，都与主政官员伴生；在愚蠢的上司面前，有专长有责任心的下属努力寻找着“指示”中的“高明”，并在执行中曲为补救，可提拔的一定是另一个进入上司生活圈子的奴才；每一个有权的官员后面，除了都有红粉，还都有马仔！诚为现代奇观！
执政党高调空洞的理论和执政府步履蹒跚的行动，对社会进步形成黑洞效应，吞噬着民族的自尊心和活力。爱国的神圣口号不断被滥用、被曲解，以至形成了真爱国有罪和“爱国贼”这些奇怪的恶之花。有识之士哀民生多艰，当权者布道：多难兴邦。文明之初的感叹每每被借用：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
我们病得还轻吗？
而如今的病情，又与北宋时期盛极而衰寻找新出路的中华文明的病情不同。用扁鹊自陈打个比方：当年的病，病在表面，扁鹊可治；而如今的病，社会之病和国人精神之病，病在其里，非由扁鹊的二哥、大哥不可治。但是，两位兄长或被屏蔽到深山外、或被关进了疯人院。
结语
这个精神破落的时代，正在惊现1930年代的危机，而中国面临的危机则是多重的、深刻的。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统治集团患上了神经症，“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、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，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。”这是精神分析大师卡伦•霍妮在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一书中对神经症作的描述。在心理紊乱之下，更严重的问题是统治者神经质地讳疾忌医着。
霍妮的书写于1937年，七十年后，权贵资本主义治下，民权、民生、民族问题成堆的中国，使她（当然还有西方芸芸众学者）的学说不显过时。霍妮认定文化是人格形成的主要作用。霍妮学说提示我们，当代情境下的中国文化的诡异，造成了中国国民作为整体的人格的“神经症”状态。中国人的精神、中华文明由此呈现出复杂的病态。
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统治者与全民相对立乃至相对抗、相消耗并且相背离的精神对抗问题。僵持到僵死的危险，正摆在国人面前，摆在亟待吸收人类文明成果、完成转捩和新生的中国文明面前。今天我们说中国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，忧的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、国格问题、文明愿景问题。
我们当警醒沦为新的东亚病夫的危险，从身体到社会到精神。
我们时代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
2008年，在两个奥运狂揽金牌的背景下，中国每周都在发生的恶性事件，促使我们思考国民的生存状态。
这个生存状态，在我的思考中，竟然与“东亚病夫”联系起来！
我想，曾经被目为“东亚病夫”，其实不仅仅指中国人身与鸦片相彷徨，更重要的是指当时中国人从身体健康到社会生态、国民精神的全面病态。今日的中国，虽然与洋务运动、同光中兴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，可能成就更大；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中国人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，或许比当时更为严重——其逻辑起点是，当时中国还是一头睡狮，觉醒者寥寥无几。而当今中国，醒来已百年，却被利益集团或者说阴谋集团强势压制，迫使中国绝大多数的人保持着昏昏然、戚戚然的状态。
悲哀的是，个人生存与健康问题、发生这个问题反映出的社会生态问题、其背后隐身或浮现的中国精神世界的问题，如今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显示出几近不可救药的中国化生存之危险处境、中华文明之危险处境。今年发生的每一事件，都可以作如是分析。如映—北大地震，伤亡是公民生存问题，无人负责是社会生态问题，不能、不想、不允许解决生存与责任问题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扭曲畸变的大问题；上海袭警案，杨的睾丸是生存问题，杨讨不到说法就给出一个说法是社会生态问题，不想解决、不许解决、最终不能反思以根本问题，那是中国精神和文明出现的大问题；奶粉问题的一再出现，大头婴儿和结石宝宝是生存问题，为了稳定或为了奥运而隐瞒真相、拖延不办，或者一以贯之地就事论事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社会生态问题，而超然于其上的，是拒绝法制、抵抗正义、消极躲避、扩张敌意的文明生态问题……想起那句名言：量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。慈禧自然是享受特供的，此外便宁与外邦不与家奴（毒奶粉拖延至奥运后公开查处，而参加奥运的运动员用奶，当局一再声明是安全的）。
横亘在这些问题中的，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对立的极端性表现：极少数的权贵集团与全社会的对立。
我们时代的健康问题
中国人不愁吃了，这成了统治集团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。
因此，统治者以为自己可以更霸道更随意了；被统治者中，势利主义占了绝对上风：少数人不断争取进入统治集团，一部分人主动“买办化”成为帮凶，一部分人被动地成为附庸，这些人的后代如今都是拿了绿卡的了；绝大多数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事关自己也怯于表达、表达了也只能是耗费了漫长的生命换得一个最低限度的安慰而已。国人的生存问题由是而显性化了。
毫无疑问，新的“东亚病夫”的危险正在逼近中华民族。
如果问一问，在每年都吃掉成千上万吨营养品的中国，什么人群最健康？回答会令人难堪：城市里跳着舞的老太太们！
官员皆病夫。虽然官员们海吃胡喝洗澡按摩，享受在前，养尊处优，但是他们亚健康得很。
知识者，从科学家到小白领，亚健康。
运动员往往满身伤痛，今日站在领奖台上，明日退役后以奖（金）疗伤。难言健康。
明星们最保养，也最热衷运动。但是这些吃青春饭的哥儿姐儿们，与毒品和艾滋的距离，比别人近。
学生不健康。体育课在广大地区的中小学校几近于无。在城市乡村的校园里，胖墩豆芽相映成“趣”。
在雄纠纠的竞技场外，中国青少年平均身高低于日本的报道，不绝于耳。
至于在某些苦难的非洲国家都不会饿死人的格局下，中国人有饭吃实在不堪骄傲。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，却触目惊心，冦列全球——即使算上战争不断的国家和地区。
我们时代的社会病
为数甚多的人的绝对贫困和更多数人难以表述的相对贫困，与权贵集团少数人的暴富之对比，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。
熊熊燃烧的祥云火炬喧嚣之后终归熄灭。环境灾难却如不祥之云，长久地覆盖着中国的山川。
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渗透到特供以外所有人的生活。营养补品成毒品，促退着中国人的健康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公民们生活在不健康的方式下。
全民麻将，全民下馆子，全民深入歌厅桑拿洗头房等夜店。这些地方，烟雾缭绕空气污浊精神颓废。
最广大的农民生活在不圆满中。农民都赶着进城打工，他们身心不安：父母、夫妻、子女分离的人伦伤害，健康受到工厂恶劣工作生活环境及严格管制下的侵害。
社会不公催生以仇富为代表的敌意社会结构。
我们时代的精神病
全社会失去理想，金钱成为唯一共同的梦想，成为全民唯一共有的价值观。
随处可见的非理性的竞争导致敌意满布。“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、恐惧、孤独感、软弱感、荒谬感、异化感、不安全感，使人随时随地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。”（卡伦•霍妮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中译者序）。
现代经济文明混合了传统意识、马列文明，形成了流布中国的最野蛮的丛林法则，随之形成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障碍。浮躁、焦虑、敌意——全民心态失衡之下，“幸福指数”调查成为笑谈。酒的麻醉麻将的麻醉毒品的麻醉，都来自并加深着心灵的麻醉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有利便是原则，有奶便是娘，哪怕酒是假酒，哪怕奶是精神上的毒奶。
最为可怕的是，在高度经济文明的外衣下，出现了空前的全民人格奴隶化。全民精神上的奴隶人格投射在社会的每个角落。在公司、在政府、在江湖般的社会，甚至在家庭，人身依附比比皆是。庙堂上，每一件公务，都要化为个人筹码；在江湖中，每一个富豪，都与主政官员伴生；在愚蠢的上司面前，有专长有责任心的下属努力寻找着“指示”中的“高明”，并在执行中曲为补救，可提拔的一定是另一个进入上司生活圈子的奴才；每一个有权的官员后面，除了都有红粉，还都有马仔！诚为现代奇观！
执政党高调空洞的理论和执政府步履蹒跚的行动，对社会进步形成黑洞效应，吞噬着民族的自尊心和活力。爱国的神圣口号不断被滥用、被曲解，以至形成了真爱国有罪和“爱国贼”这些奇怪的恶之花。有识之士哀民生多艰，当权者布道：多难兴邦。文明之初的感叹每每被借用：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！
我们病得还轻吗？
而如今的病情，又与北宋时期盛极而衰寻找新出路的中华文明的病情不同。用扁鹊自陈打个比方：当年的病，病在表面，扁鹊可治；而如今的病，社会之病和国人精神之病，病在其里，非由扁鹊的二哥、大哥不可治。但是，两位兄长或被屏蔽到深山外、或被关进了疯人院。
结语
这个精神破落的时代，正在惊现1930年代的危机，而中国面临的危机则是多重的、深刻的。
问题的严重性在于，统治集团患上了神经症，“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、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，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。”这是精神分析大师卡伦•霍妮在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》一书中对神经症作的描述。在心理紊乱之下，更严重的问题是统治者神经质地讳疾忌医着。
霍妮的书写于1937年，七十年后，权贵资本主义治下，民权、民生、民族问题成堆的中国，使她（当然还有西方芸芸众学者）的学说不显过时。霍妮认定文化是人格形成的主要作用。霍妮学说提示我们，当代情境下的中国文化的诡异，造成了中国国民作为整体的人格的“神经症”状态。中国人的精神、中华文明由此呈现出复杂的病态。
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统治者与全民相对立乃至相对抗、相消耗并且相背离的精神对抗问题。僵持到僵死的危险，正摆在国人面前，摆在亟待吸收人类文明成果、完成转捩和新生的中国文明面前。今天我们说中国的“东亚病夫”之忧，忧的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问题、国格问题、文明愿景问题。
我们当警醒沦为新的东亚病夫的危险，从身体到社会到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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